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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柳　曾巩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
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世称“南丰先生”。出生于世家，自称“家世为儒”（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尚书户部郎中曾致尧之孙，太常博士曾易占之子。为“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之一。南丰曾家自曾巩之祖父致尧于太平兴国八年（983）举进士起，77年间曾家出了进士19位。进士中，致尧辈7人，其子易占辈6人，其孙巩辈6人。此外，巩之妹婿王安国、王补之、王彦深等一批人亦皆进士。曾巩进士同年苏轼、苏辙赠诗称：“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并非虚言。

　　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18岁时，赴京赶考，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并结成挚友。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庆历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长），只好辍学回归故里，尽心侍奉继母。直至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一。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五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神宗元丰三年（1080），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元丰四年，朝廷认为“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同年九月，遭母丧，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宁府（今南京）。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南宋理宗时追谥为“文定”，

　　曾巩收集古今篆刻500卷，编为《金石录》。所著文集《元丰类稿》50卷现存于世，有《四部丛刊》影元本。曾编校过《梁书》、《陈书》、《南齐书》、《列女传》，整理过《战国策》、《说苑》，另有《续稿》40卷、《外集》10卷，宋后亡佚。

　　曾巩是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作为欧阳修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几乎全部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理论上也是主张先道而后文的。但比韩愈、欧阳修更着重于道。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宋史·曾巩传》评论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王安石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认为：“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苏辙则用“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来概括曾巩的学术成就。朱熹也推崇他“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其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记叙性散文舒缓平和，翔实而有情致，对后世创作影响极大，明清两代著名作家都将其作品奉为典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较少的一个。曾巩的学术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声誉，降盛誉不衰。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独服膺曾巩。吕祖谦编选《古文关键》时，只取曾巩，不取王安石，可见当时风尚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足见曾巩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镜考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两万多册；收集篆刻五百卷，名为《金石录》。

　　曾巩还十分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在抚州居所侧建有“兴鲁书院”，并亲自定学规、执教席，推动抚州学风。今日南丰“子固公园”，有曾巩幼时读书处──读书岩、曾文定公祠、仰风亭、思贤堂，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南昌市有一条子固路，也是后人为纪念这位先贤而命名的。曾巩墓南丰县莱溪乡杨梅坑村源头里村对面的周家堡一山坡上，依山傍水，旁边一条小溪，四季清水不断“文革”时期，曾巩墓被夷为平地，墓中之物亦遭散佚。

江西南丰曾巩读书台

　　曾巩诗名不高，甚至一直被人当做是个不会作诗的文学家．其实他也能诗。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曾巩现存诗400余首，大都写得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元代刘埙认为曾巩“平生深于经术，得其理趣；而流连光景，吟风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与兴寡，先生之诗亦然”（《隐居通议》卷七），其实并非如此。他并非只善赋体，也有一些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称得上宋代近体诗中写景抒情的佳作。下面就其中的《咏柳》加以赏析：

　　《咏柳》是首咏物诗。咏物诗当然是人的思想，情感和对生活的某种认识的抒发，只不过这种抒发是借物而作，因而也就比较含蓄而已。当然，也有一些咏物诗，其中社会生活的内容比较稀薄，甚至不过是为咏物而咏物。这样的诗，尽管也有一些具有相当的可读性，但可读性的意义也只能局限在艺术技巧的纯熟上。可以供人把玩和技巧上的借鉴，社会意义和审美意义终究不大。

　　曾巩这首诗，其“内意”显然是有感于柳的旺盛的生命力并由此联想到现实生活中那些倚官仗势、得志便猖狂的人，他们虽然得势于一时，欺蒙于一时，终究逃脱不了时间的惩罚。这既是诗人对当时朝廷中谗邪小人的指斥，也是他对历史经验的思索与总结。诗中包含的哲学意味，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失去它的发人深思、耐人寻味的作用。

　　借物喻理以达到惊世醒俗目的的诗，弄不好是会流于口号而味同嚼蜡的。宋诗中也确实有不少这样的诗，因而败坏了宋诗的名声。其主要原因，也就是因其不解“外意欲尽其象”及“内外意含蓄”。这首《咏柳》，因“内意”的需要，而外尽柳的形象，连用“乱”、“倚”，“狂”三字，便把柳的旺盛的生命力和独占春色的“狂”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人描绘的是一幅充满蓬勃生机的图画，因此它使人很难一下子看出诗的“内意”到底是什么，这也就是其内外意含蓄的结果了。

　　然而，与贺知章的《咏柳》相比较，其“内意”的显露还是非常明白的，因为“犹未……，势便……”“解把……不知”两组句式和和“乱”、“倚”、“狂”这类词中所包含的固定的情感色彩，使人们容易推知诗人的寄托，而贺知章的《咏柳》的内意则似乎更为隐蔽：“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种切近真实的“纯客观”的描写，其“内容”之所在，人们也只能从诗中流露出的涓涓感情的细流中去体味和把握了。

　　咏物诗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诗人那里，都是不尽相同的，有时甚至差别很大。一般说来，唐人咏物，总是非常注意被咏物体的“入画性”，所以全诗的构

　　图设色都很讲究，但正因为如此，难免有些诗就会伤于小巧，晚唐孙光宪的《杨柳枝词》四首其二，可为一例：

有池有榭即濛潦，浸润翻成长养功。
恰似有人长点检，著行排立向春风。

　　而宋人咏物，则往往很注意于诗中表现诗人对社会人生的体验、感受，强调咏物诗的“入理性”，因此被咏物体在诗中的象征意义也就比较明显。除曾巩的《咏柳》外，我们再看一看韩琦的一首《小桧》：

小桧新移近曲栏，养成隆栋亦非难。
当轩不是怜苍翠，只要人知耐岁寒。

　　这是一首典型的托物言志诗，虽名为“小桧”，但只字没有描绘小桧的外形特征，只着意于桧的耐寒的品格。此诗亦隐含树木容易树人难之意。前二句说，桧柏虽然难长高大，但真要把它培养成栋梁之材却也不难，后二句则交待自己植桧的原因：不是喜欢桧柏的苍翠形色，而是为了让桧柏成为自己培养“耐寒”品格的模范。但这种“以神写形”的手法，仍然不失为咏物诗，是咏物诗之“一格”。这种形式在宋代以后的题画诗中，一直保持并发展着。本书后面讲到郑思肖的题画诗《画菊》时，还要涉及这个问题，因此这里就不多讲了。

　　我们再把话拉回去，谈谈曾巩的《咏柳》诗。因为在我们引用的贺知章的《咏柳》中，不仅看到其与曾巩诗风格的不同，也看到了二者对柳的评价的不同。这种不同是并不奇怪的，因为诗人之于物，本来就是各有眼光，其咏物诗，也是各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出发的。而具体到柳，却又是兴味隽永，千百年来引千百万诗人吟咏的题材。

　　柳作为艺术形象出现在诗中，由来已久。《诗经·小雅·采薇》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大概是把柳作为与人不忍别离的多情物的最早的例子了。到了唐代，柳的这种形象已经固定，所以刘禹锡总结说：“城外春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西时。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柳既然如此多情，所以柳的形象当然也就成了人们歌咏礼赞的对象，这也就是贺知章不惜以工笔细描，替柳传真留影的原因。郑谷曾这样来描写柳的多情和持重；

半烟半雨溪桥畔，映杏映桃山路中。
会得离人无限意，千丝万絮惹春风。

——《柳》

　　但是，既然柳如此多情，而且总是“会得离人无限意”，这不说明它多的正是“离情”么！它年年送人又年年绿枝婆娑，只见它送人却不见它“迎人”，这不正说明它又实在是“无情”么！于是，柳作为“无情”的物体，又在诗中出现了。裴说《柳》说：“高拂楼台低拂尘，溺桥攀折一何频！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迎人只送人！”杜甫在《漫兴》中也说：“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这里，柳已被揭去了它的含情脉脉的面纱，一变而成了轻薄颠狂的宵小之徒。甚至连有些歌妓舞女也从这一形象出发，拿它自比：“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来那人攀，恩爱一时问”(《敦煌曲子词集·望江南》)。

　　可见，曾巩从“狂”字着眼去刻划柳的形象，是有其来历的。这也是我们认为这首诗的“内容”是有感于柳的“狂”并由此联想到现实生活中那些有恃无恐，得势一时终必遭覆灭的小人的原因。看来，要把握一首比较好的咏物诗，还是需要下些工夫探讨的。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

　　附

《宋史》卷三一九“曾巩传”

　　巩性孝友，父亡，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宦学婚嫁，一出其力。为文章，上下驰骋，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神宗尝问：“安石何如人？”对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轻富贵，何吝也？”曰：“臣所谓吝者，谓其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帝然之。

《养一斋诗话》卷四　清·潘德舆

　　昔人恨曾子固不能诗，然其五七言古，甚排宕有气。近体佳句，如“流水寒更澹，虚窗深自明”，“宿幌白云影，入窗流水声”，“一径入松下，两峰横马前”，“壶觞对京口，笑语落扬州”，“时见崖下雨，多从衣上云”，颇得陶、谢家法。七言如“泺水飞绡来野岸，鹊山浮黛入晴天”，“一尊风月身无事，千里耕桑岁有秋”，“微破宿云犹度雁，欲深烟柳已藏鸦”，“一川风露荷花晓，六月蓬瀛燕坐凉”，“娟娟野菊经秋澹，漠漠江潮带雨浑”，“入陂野水冬来浅，对树诸峰雪后寒”。又七言绝句，如“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红纱笼烛照斜桥，复观飞翚入斗杓。人在画船犹未睡，满隄凉月一溪潮”。“云帆十幅顺风行，卧听随船白浪声。好在西湖波上月，酒醒还对纸窗明”。皆清深婉约，得诗人之风旨，谓其不能诗者妄矣。

《明诗纪事》戊签·卷九　清·陈田辑

　　《四库总目》：正、嘉（按：指明代英宗正德和世宗嘉靖年间）之际，北地、信阳声华藉甚，教天下无读唐以后书。然七子之学得於诗者较深，得於文者颇浅，故其诗能自成家，而古文则钩章棘句，剽袭秦、汉之面貌，遂成伪体。史称慎中（按：明代唐宋派代表作家王慎中）为文，初亦高谈秦、汉，谓东京以下无可取。巳而悟歇、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於曾巩。演迤详赡，卓然成家。与唐顺之（按明代唐宋派代表作家）齐名，天下称之曰王、唐。